毕节打记者以砸碎辅警饭碗方式收场，让新闻失去震慑力

“打人副所长等3人被拘，镇长被提名免职，副所长调离公安系统，两名辅警被解聘。”

毫不意外，喧嚣一时的“毕节涉记者治安案件”，竟然又一次以砸掉两名临时工辅警饭碗的方式收场，进一步夯实了临时工才是人民共和国脊梁的卓越地位。毕竟，每一次出现舆情，但凡有点职务的人最起码都能保住饭碗，而临时工哪怕只是不折不扣执行了领导指示，等待他们的也只能是“卷铺盖走人”的悲惨下场。

似乎这看上去不够公平也不够合理，但现行制度下一再出现的让临时工群体背锅现象，至少应该警醒这部分群体了，机械执行违背公序良俗乃至法律的上司意志，纵使忠心耿耿出事后也难逃被“像扔破鞋一样扔掉”的命运。只有越来越多作为权力侵害帮凶的临时工懂得了“枪口抬高一寸”道理，可能干出像贵州毕节辅警一样砸碎记者眼镜手机这些有违人性恶劣举动的临时工才会越来越少。

(资料图)

毕节的两名临时工辅警可能心里很委屈，干出同样勾当的派出所副所长只是免职后调离岗位，虽然法律赋予了辅警同样可以享受同人民警察一样的“袭警罪”加持，但毕节对民警和辅警处置方式的差异还是明白无误地向外界确认，至少在承受处分风险方面辅警就是一个临时工，再怎么忠心耿耿也只是随时都可能被牺牲掉的角色，但愿他们能早日觉醒。

不过，客观来说，毕节这场舆情还是非常值得，最终只是付出了“砸碎两名辅警饭碗的代价”，就成功化解了关注度极高的“涉极目新闻记者治安案件”，同时，还让“水电站放水致两名教师溺亡”一事成功降温，最终大概率会不了了之。

不得不说，毕节这个曾因发生过五名流浪儿死于垃圾桶、四名留守儿童在家中死亡被媒体关注到的西南小城，可能多年下来执政能力没有得到多少提升，但在以非常规手段应对舆情转移关注焦点方面确实有一手，那就是总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取自身认为的最大收获。只是，毕节打记者以砸碎辅警饭碗方式收场，恰恰说明新闻正在失去震慑力。

复制毕节模式的难点在于脸皮厚度，起始厚度最起码得能够把人民警察殴打记者轻描淡写为“涉记者治安案件”。当然，能够将被打对象称为“记者”，而不是“涉媒体从业人员”，这就说明极目新闻的被打记者是持有新闻出版总署核发记者证的，此次极目新闻记者被打还切实体现出记者证的重要作用。

理论上来说，在我国任何新闻采编活动都需要一本记者证，但现实经验来说，这本记者证的最大作用除了晒个朋友圈、部分景区免门票之外并没有用武之地，进行正能量挖掘和宣传报道的记者不需要亮证件都是座上宾，像极目新闻记者一样探求真相的采访活动就算你亮出记者证也不能避免挨打，更不会让自己的采访变得畅通无阻。

就像很多持证调查记者调侃得那样，记者证的真正作用其实就体现在挨打的时候，最起码有了这个证件暗访时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被冠以寻衅滋事，就算被抓了核实身份后也要放行，真被打了也能在事后的通报中被定性为“涉记者治安案件”而非“涉媒体从业人员”。另外，多说一句，迄今为止也并没有见到记者的“娘家人”中国记协出来替被打记者发声维权。

必须承认，在一个官方通报取代了媒体调查的时代，致力于调查报道的机构媒体和记者愈发罕见，即便这些依然在坚持的媒体也都是执着于异地监督，而对本地事件视而不见，但只要这种采访方式还在延续，就是对试图向公众隐瞒真相群体的一种威慑。

遗憾的是，通报取代新闻的今天，我们见证了太多烂尾热点事件，“北极鲶鱼”炫富止于官方表态调查，到现在还没有公布调查结果；因坍塌致53人失联的内蒙古新井煤矿，消息仍停留在事发之际，救援进展外界一无所知；纵使媒体资源最发达的首都北京，死亡29人的长峰医院大火原因调查也止步于官方通报。

应该说调查报道式微的当下，记者被打的概率也低了很多，当记者被打取代报道本身成为热点就意味着，暴力恫吓已经阻止了对真相的追问，只是，相较于系统性地压制不同声音传播这种大恶而言，打记者这种影响单一事件的小恶似乎又不太值得一提。